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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跟隨張世英先生,修習德國哲學的歲月

        能浸泡在自己喜歡的哲學書庫里全憑自己的興趣看書,沒有當下人發文章、發C刊的焦灼,這樣純凈的幸福在人的一生中實際上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而我在最需要發奮的青年時代就享受到了,我內心真是一直感謝張先生帶給我們的這種幸福。

        (本文首發于2021年9月2日《南方周末》)

        本文作者鄧安慶與張世英先生(坐者)。

        在研究哲學的道路上,我是一位非常幸運的人,因為一般人一生能遇到一位好老師就已屬萬幸,而我一路上卻遇到了多位好導師,他們都是術業有專攻的國內著名哲學家,這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運氣?!昂美蠋煛敝疄椤昂美蠋煛?,一般人都能認同的標準,我想無非就是兩點:一方面能把學生帶到治學的正道上,把握國際學術的前沿方向和目前的問題所在;另一方面能以自己的靈魂照亮學生的靈魂,懂得人間道義之所在。因而有一位好導師,至少在邏輯上就具有了一個防御機制,防止學生因自學的任性而入門不正,走上歪道。至于學生最終能否修成正果,那實屬自己修為的事情。張世英(1921-2020)先生是把我引入德國哲學正道上的第一位恩師: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叵胱约焊鷱埾壬膸熒?,一直感慨萬千,也許正因為充滿了偶然,它在我心中總是被反復地回味和回想,雖然35年過去了,但一直仿若昨日,一些細節越隨時間流淌,就越發清晰地定格在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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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我從山東大學畢業之后被分配到海軍工程學院(位于武漢漢口)政治部任政治教員,那真是一段青澀時光,既充滿了軍人的激情與浪漫,又烙刻著在時代的風云變幻中摸爬滾打的艱辛與淚痕。當對部隊的神圣感、新鮮感慢慢地轉化為無法融入的陌生感時,與我一起從“地方大學”畢業一同入伍的7位“戰友們”就產生了一個共同想法,早點考上研究生尋求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但部隊是否能讓我們報考地方大學的研究生一直沒有一個說法,而且能否在入職兩年內就允許我們報考,對于軍隊大學也是第一次遇到的難題。與我同在一個教研室的一位山東大學歷史系78級的老兄比我早來兩年,也一直沒有獲得批準參加研究生考試,這使我考研的希望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但決心已下,必須努力爭取。一方面爭取獲批,另一方面爭取聯系到一位好老師。由于部隊當時有規定,即使考上地方大學研究生的教員,也必須保留軍籍,為了便于對我們的管理,一般不會批準考外地大學,只能考武漢本地的大學。這樣倒讓我的選擇變得簡單了。

        當時,武漢大學的西方哲學在國內學術界的地位除了北京大學之外,其他大學很難與之相比,邏輯哲學、分析哲學和科學哲學方向有1940年代從美國求學回國的江天驥先生,他是國務院批準的文科第一批博士生導師;而歐洲經驗論和唯理論哲學方向則有大名鼎鼎的陳修齋先生,著名的萊布尼茨專家;德國古典哲學有同樣有名且以研究康德和黑格爾思想特別見長的楊祖陶先生。加之我本科在山東大學學哲學時就認定哲學就是德國古典哲學,那既是哲學的最高峰,也必定是真正哲學的門檻,不從這個門檻進入哲學,就必定要走許多彎路。因此,我當時認定,只要部隊允許我考研,我考武漢大學,考到陳修齋、楊祖陶先生門下研究德國古典哲學。

        那是一個想著想著就能興奮起來的年齡,于是我立即給當時在武漢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的本科同學汪俊昌兄寫信,詢問武漢大學西方哲學下一年的招生情況。大概過了一周后收到回信,然而,我的興奮立即被打消了,因為武漢大學西方哲學一年招“近代經驗論和唯理論哲學”方向,隔一年才招德國古典哲學方向,而我要考的1986年恰恰不招德國古典哲學方向的學生。

        讓我難受的時候就在1985年底,經過我們共同努力,海軍工程學院同意了我們從地方大學入伍的教員可以報考研究生,只是規定,與我一同入伍的從上海同濟大學、武漢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畢業的工科教員必須考海軍工程學院本校研究生,而像我這樣從地方大學入伍的文科教員則可以考武漢的大學,這本來是個絕對令我高興的政策,然而因為武漢大學當年不招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生而讓我陷入好不容易可考卻無法考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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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非武漢大學德國古典哲學專業不考的痛苦煎熬了我好幾個月,終于在1986年大概是3月中旬,才因教研室收到一封來自湖北大學的信而讓我高興得跳了起來。信上說,北京大學張世英先生在湖北大學成立了德國哲學研究所,要出版《德國哲學》叢刊,當年要招收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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